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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视野

张五常:比知识更重要的,是思维方式

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,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,或将“自己”放在问题之上,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。

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。

要“出风头”或者“领功”是人之常情,但在思考的过程上,“自己”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。“领功”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。在推理中,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。

有些人认为米尔顿·弗里德曼(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以主张自由巿场经济而知名)好胜、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,这是错的。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,但他认错更快!

因为他认错太快,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。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,没有一个推理时将“自己”加上丝毫重量的。事后“领功”是另一回事。

同样地,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——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;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。任何高手都可以错,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,不可以尽信。

当然,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,值得我们特别留意。

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,较小心地去衡量。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,就是对的。

高手与低手之分,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,后者肤浅而狭窄。

我一向都佩服亚当·斯密(现代经济学之父)、约翰·穆勒(英国著名哲学家、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)及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(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,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)等人。

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,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,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,若非如此,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。

问题要达、要浅、要重要、

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

问题问得好,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。在“读书的方法”一文内,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。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,有几点是要补充的。

第一,问题要一针见血。

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。你问他一个问题,他喜欢这样回答:“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。”他一改,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,十分清楚。

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,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,务求达重点的所在。

举一个例子。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,我问:“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,人们就觉得沉闷?”

弗里德曼答:“你是要问,是否时间越多,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?”

这一改,就直达经济学上的“边际效用递减”定律,他无需答我,答案已浮现出来了!

第二,问题要问得浅。

这是阿尔钦(阿门•阿尔伯特•阿尔钦,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,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名誉教授)的专长。谈起货币理论,他问:“甚么是货币?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?”

当经济学界以功用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,阿尔钦问:“甚么是功用?什么是量度?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?”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。

后来阿尔钦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。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,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。

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,就成了功用原理。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,就是有用的,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!

我自己的佃农理论,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。

传统上的理论,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,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,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,会使农民减少劳力,从而使生产下降。

我问:“既然生产下降,租值就应减少了,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?”我再问:“假如我是地主,我会怎么办?假如我是农民,我又会怎么办?”

第三,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。

在我所知的高手中,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,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。

学生问他一个问题,他可能回答:“这问题不重要。”于是就想也不再想。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,他就从座上站起来!

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。你要问:“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,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?”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,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,那问题就无足轻重。

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,而且是蠢问题。什么是蠢问题呢?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,没有其他的可能性,那就是蠢问题了。

举一个例。经济学是基于一个“个人争取利益”的假设;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。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,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?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,“过高”是不可能的。

弗里德曼就下评语:“愚蠢的问题,得到愚蠢的答案,是应有之报!”

不要将预感抹杀了

逻辑是推理的规格;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,非逻辑不行,思考就会受到压制。

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,不知所谓;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,往往把预感抹煞了,以致甚么也想不到。

逻辑学——尤其是数学逻辑——是一门湛深的学问,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,就会弄巧反拙。

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(学术理论家、哲学家)辩论的书信。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。在这辩论中,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;但在科学上的贡献,他却是藉藉无名的。

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,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。

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,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。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,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,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。

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。他们都胸有实学,思想快捷--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。

纯以预感而起,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,有了大概,再反覆以逻辑证实,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。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,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。

那些主张“演绎法”或“归纳法”的纷争,不宜尽听。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(或牛顿午夜做梦),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。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。

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,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;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。

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(托马斯·罗伯特·马尔萨斯,英国教士、人口学家、政治经济学家),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!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(弗里德里希·奥古斯特·冯·哈耶克)及舒尔茨(西奥多·舒尔茨,美国著名经济学家、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),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。

这可见思想见解是首要,逻辑次之。

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,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。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,善用预感的要首推科斯(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,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,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、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)。

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殊的意见,他就立即回答:“好像是对了”或“好像是不对的”。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,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。

有一次,在一个会议上,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,缺乏市场竞争,对社会是有浪费的,我冲口而出:“怎么会呢?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,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;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,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。”

柯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:“你好像是对了。”三天之后,我再遇科斯时,他又说:“你好像是对了。”我问他我对了甚么?他说“麦的市价”。

几个月后,在闲谈中,柯斯旧事重提:“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。”

在1974年(他死前一年)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,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。

罗素有一条座右铭:“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,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。”他又强调:“若无半点见解在手,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。”

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——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,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。

在思考上,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——可走多远,到那里去,难以预先知道——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。

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,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。走了第一步,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。好的预感的特征,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,越走越清楚,到后来就豁然贯通。

“没出息”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。

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,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。我曾经是加纳的学生,怎会轻视这些学问?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,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。

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

任何思考上的问题,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,换言之,同样的问题,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。

在这方面,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——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,也不墨守成规,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。

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——

第一,茅塞可以顿开。

茅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,是每个人都常有的。浅而重要的发现,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!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微转变一下,可能茅塞顿开。

想不到的答案,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,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。

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一间工厂为了生产,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。历久以来,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,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。

这个老问题到了柯斯的手上,他就将角度倒转了:“压制工厂生产,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,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?”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。

第二,角度可以衡量。

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,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。

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,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。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,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。

当然,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。

第三,角度有远近之分。

在思考的过程中,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,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,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,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。

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,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——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。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,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,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。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,准确性就高得多了。

思想一集中,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,重视细节——这是一般的习惯。善于思考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。

例子远胜符号

推理时可用例子,也可用符号;有些人两样都不用,只是照事论事,随意加点假设,就算是推理。

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,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。有科学性的思考,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。

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;严格来说,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。画面是没有符号的,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。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,就成了例子。

思想是抽象的。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,数学就大有用途,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。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。

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,因此较容易记;所以在思考上,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。

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,如萨缪尔森、阿罗、宇泽洪文、斯蒂格里茨等人,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。

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。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,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。

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,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。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,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。

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(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,造成不良影响;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)。以我之见,韩非子还算过得去,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,不知所云;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,是不难了解的。

善用例子的人,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。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,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。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。

第一,例子要简而贴切。

以例子辅助推理,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。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,使重点突出,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。

简化例子要有胆量,也要有想像力。

在经济学历史上,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——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,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。那就是说,例子简化得越利害,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。

第二,例子要分真假。

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。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,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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